一個令人震撼的數字開始浮出水面﹕據有關部門保守估計﹐目前中國人戶分離的城鎮“黑戶”居民達1.05億人﹐其中僅北京市就有82萬人。這些生活在城市的“黑戶”中﹐相當一部分是嫁給城市男性的農村婦女﹐北京人給這個群體取了一個直白的名字﹕“外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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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身份不明的群體﹐她們的根在遠離城市的鄉村﹐卻在城市的土地上發芽結果﹐而腳下的城市并不屬于她們﹔這是一個被城市遺忘的群體﹐身為北京人之妻的她們永遠不可能再回到與她們有著割舍不斷的血緣關系的鄉村﹐而鄉村血緣又在她們和她們的孩子身上打下無法磨滅的烙印───無論她們及她們的孩子的口音如何接近城市﹐而這個城市的陽光都不會像照耀城里人那樣照耀在她們的身上……

　　“村里人都羨慕我﹐說我命好找了個工人﹐連孩子以后也到北京當工人了”

　　“25年啊﹗我是上對不起父母﹐下對不起孩子﹐我整整害了三代人啊﹗”45歲的王明指著10平方米的簡易房沖我說﹐“看看﹐你看看我們住的地兒﹐誰會相信北京上千棟樓是我們建的﹖說出來丟人呢﹗”

　　這是北京城建集團某分公司為解決兩地分居職工租的一個大院﹐50多間“鴿子房”住著50多戶妻子是農村人的城建職工﹐院子里到處是垃圾和污水﹐空氣中彌漫著雞鴨糞便的惡臭───如果不是坐公交車一路過來﹐說什么我也不會相信這里距離北京長城飯店不過20分鐘的車程。

　　“當兵是我們那時候走出農村的惟一一條路。”王明說﹐那年他才18歲﹐是那個川西小山村中第一個外出參軍的﹐全村的人都來送他。王明發誓今后無論吃多大的苦也不回來了﹐他要為村里掙到第一個“鐵飯碗”。他果然做到了﹐退伍的時候被安置到北京城建集團做鋼筋工。

　　“村里人都羨慕我﹐說我命好找了個工人﹐連孩子以后也到北京當工人了。可這里頭的苦﹐只有我知道﹐那真是守活寡啊﹗”王明的老婆董小梅的表情說不上是哭還是笑。

　　婚后10多年來﹐董小梅和丈夫一直過著兩地分居的生活。“精神上的寂寞就不說了﹐公婆和孩子要我伺候﹐地里的活兒再累也不敢請后生來幫忙﹐丈夫不在家﹐誰不怕風言風語呀﹗最可憐的是孩子﹐她爸几年才回來探一次親﹐越來越生分了。”1993年﹐在把公婆“送上山”(送終)后﹐看著村里不斷外出打工的年輕人﹐董小梅決定就是和孩子到北京討飯﹐也要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沒想到在北京比在家里還難啊﹗”董小梅說。全家僅靠丈夫一個人的工資﹐孩子沒有戶口﹐在北京上學每年都要交數千元的“贊助費”。她想找份工作﹐可是用人單位不是嫌她年紀太大﹐就是要求要有北京戶口。去年﹐孩子初中畢業的時候﹐不得不送回老家讀高中。因為在北京讀高中每年需要上萬元費用﹐而且即使交得起錢﹐沒有戶口學籍﹐也不能參加高考。

　　“過年的時候﹐孩子來信說‘媽﹐同學放假都回家了﹐我不知道自己該回哪個家’……”董小梅低頭給孩子織著毛衣﹐眼淚撲簌撲簌地往下掉。

　　當年與王明同時轉業安置到城建的有兩萬多人﹐他們的妻子大多都在農村﹐每一個“鴿子房”都有著一個相似的故事。在那個買斤油都要靠戶口本的年月﹐她們注定要被城市拒絕﹔而當她們在家鄉守著“工人妻子”的“光榮”﹐替丈夫為公婆盡孝后﹐她們發現﹐雖然戶口已經不能再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但屬于丈夫的城市依然不屬于丈夫的妻子。此時﹐她們大多已是不惑之年。據了解﹐大院里的50多位“外嫁京”80%沒有工作﹐許多人只好偷偷養起了雞鴨。最要命的是﹐近几年外面到處在“清理外來人口”。今年春天﹐大院的一位剛剛找到一份保姆工作的“外嫁京”﹐在上班第一天的路上﹐就“蒸發”了﹐一直到一個星期后﹐丈夫花了1000多元錢﹐才把已經遣送到四川廣元的妻子“贖”回來。“聽說要搞人口普查﹐我們全院的女人連買菜都不敢出去了。”一位“外嫁京”說﹐“我們的丈夫是人﹐可我們是鬼﹗”

　　更可怕的消息是﹐大院的租期去年底就到了﹐領導層傳來消息說﹐公司不准備續租﹐現有住戶“各謀出路”。

　　“我們沒有戶口﹐單位不分給丈夫福利房﹐家里的老房子三年前就倒了。”董小梅眼巴巴地瞅著屋里的人們說﹐“最可憐的是孩子﹐以后結婚往哪兒接媳婦﹖”

　　這是一個星期天﹐快樂應該屬于每一個生活在陽光下的孩子。骯臟的大院里﹐孩子們嘰嘰喳喳地玩著游戲﹐他們中有的是在這個大院出生的﹐有的是跟隨母親進京的﹐他們來自全國各地。無一例外的命運是﹐初中畢業的時候﹐鄉音已改的他們將被送回老家﹐投靠年邁的爺爺､奶奶﹐曾經生活過的這座城市將在他們并未發育成熟的心靈上﹐留下無法撫平的傷痛抑或向往。每一個孩子的離去﹐都會引起大院所有女人的哀嚎───而這樣的離別﹐几乎在每一個新學年來臨之際都會在大院上演一次。

　　我國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誕生于1958年1月9日﹐當時的中國只能走一條與眾不同的路﹐即實現工業化的同時沒有城市化。而戶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限制農民涌入城市﹐保証了農村有足夠的勞力向城市提供低價的工業原料﹐也保証了城市能減輕人口負荷低成本高效率運轉。但從它誕生開始我們就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建國后20年﹐跨省自主流動的農民不到500萬人。特別是實行戶籍制度之后﹐另有十几項制度與戶口相聯﹐城市､農村兩個社會之間的人口流動少得罕見﹐農村青年的結婚對象平均在方圓25公里之內﹐人口素質陷入惡性循環。而那些最早在城市與鄉村聯姻的家庭也都面臨著戶籍造成的兩地分居的家庭悲劇。

“如果我留在家里﹐一輩子就完了”

　　董小梅的遭遇并沒有阻擋住妹妹董愛秀向城市進發的腳步。

　　“我從小就羨慕姐姐找了一個當工人的丈夫。所以﹐聽說男朋友要到北京當兵﹐我毫不猶豫地支持他﹐當時家里人都反對他﹐我的鼓勵起了很大作用。”董愛秀說﹐為了支持男朋友考軍校﹐她也來了北京﹐剛開始替人打掃衛生﹐每月二三百元錢﹐省吃儉用為他買書買資料。第二年﹐他考上了﹐來信越來越少。小董知道他已經不再是農村的他了﹐“而我依然是個打工妹﹐我們分手了。”董愛秀淡淡地說﹐他們相識了3年。

　　失戀后﹐董愛秀几次想回到家鄉再也不出來了﹐然而每次回家呆不了几天﹐又回到北京。“窮倒在其次﹐主要是受不了家鄉的環境﹐人們天天就知道玩牌﹐什么‘搓麻’､‘扎金花’､‘五十K’﹐如果我留在家里﹐一輩子就完了。”董愛秀說﹐“誰不知道泥路不如馬路好走﹐誰想穿草鞋不穿皮鞋呀﹗”

　　做個“外嫁京”一度是小董的理想。隨著年齡的增長﹐大院里的女人給她介紹了几個對象﹐不是瘸子就是駝子﹐且年齡都比小董大十几歲。“她們都勸我‘反正人家有房子有北京戶口﹐有啥不好﹗’我說﹐我不想賣自己。”城建大院里的女人們的遭遇給她非常大的觸動﹐而曾經令她非常羨慕的城鎮戶口﹐如今在老家只要800元錢就可以買到。“買了戶口沒有工作又有什么用﹖北京人能做到的事﹐我小董就不信做不到﹗”

　　初中畢業的董愛秀用兩年的時間自學完高中的課程。1997年底﹐董愛秀參加成人高考﹐被北京某夜大商貿計算機專業錄取。如今﹐每天晚上下了班﹐小董就會揣上中午留的一個涼饅頭﹐騎上自行車往學校趕﹐風雨無阻。而隨著20世紀的終結﹐打工13年的董愛秀就要進入而立之年了───她將成為村里年齡最大的未嫁女。

　　并不是每一個走入城市的打工妹都希望通過“外嫁京”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她們通過自己的雙手來爭取幸福的理想是共同的﹐她們對城市文明婚姻的向往也是共同的﹐而愛情和生活的分離狀態又是她們所必須共同面對的。

　　“你信不信﹐結婚3年了﹐小姑子就沒叫過我一聲嫂子﹖”王鵑冷冷地問我﹐“世界上哪有什么海枯石爛的愛情﹐扯淡﹗”這是一個和董愛秀有過相似失戀經歷的女人﹐在和那個有北京戶口的小伙子苦戀4年分手后﹐她也賭氣參加了自學高考﹐租了間6平方米的臨建房﹐最苦的時候﹐曾經連續三天就著自來水啃饅頭。拿到大專畢業証才知道﹐戶口還是解決不了﹐身體也垮了。后來﹐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也是北京人。

“第一次去他家﹐他爸媽就沒正眼瞧我﹐我沒抱多大希望。可他挺執著﹐就這么拖了兩年﹐他爸媽突然就答應了﹐去了他家才知道﹐他鄰居一小伙子也看上了個打工妹﹐家里不同意﹐就瘋了───他爸媽根本就沒打算認我這個兒媳婦﹐他們是怕自己的兒子也瘋了。”婚后﹐王鵑被查出得了慢性腎炎﹐不能生育﹐而他是個獨子。“想想那時真傻﹐再拼有什么用﹖還是個農民……至于以后嘛﹐不想那么多了﹐人的命嘛﹐天注定。”她冷笑著。

　　目標和代價永遠成正比。城鄉的隔膜﹐不是一紙婚書所能消除。是誰使純潔的愛情蒙塵﹖當婚姻自由被寫入憲法﹐又是誰在城鄉婚姻的結合上纏上了一道裹腳布﹖

　　“前車之覆”并未成為“后車之鑒”﹐從80年代初第一批打工妹駐扎深圳河畔算起﹐至今已有5000萬農村女性實現了向城市的轉移。打工妹中70%為未婚青年﹐打工是她們如花生命中的一個過程﹐中國歷史上從未有任何一代女性像她們那樣勇敢而真摯地追求自己的愛情。然而﹐在城鄉兩種不同結構的社會體系碰撞中﹐她們卻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

　　“外嫁京”無論從文化程度還是長相﹐都是打工妹中女性條件較優者。而與她們結婚的男性大多是北京婚姻市場中的弱勢群體﹐從學歷到個頭﹐都“困難”。委屈求嫁的目的只是為了能在北京尋得一個穩定的落腳點。由于她們沒有本市戶口﹐許多人婚后不能獲得就業機會﹐而她們的丈夫的下崗與失業比例也遠遠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致使這些家庭半數以上處于絕對貧困狀態。生存與發展的抉擇中﹐婚姻成了利益的交換﹐而非感情的結合。在嚴酷的現實面前﹐她們只能默默忍受﹐把苦壓在心底﹐怕家鄉人知道后笑話她們“嫁給北京郎﹐袋中沒有隔夜糧”的窘境。有人指出﹐如果沒有婚后有可能轉戶口的說法﹐可能會有不少“外嫁京”休夫棄子﹐返回家鄉。

　　“北京這邊說了﹐人嫁過來可以﹐戶口過來不可以”

　　1998年夏天﹐北京﹐40°C高溫。來自山東聊城農村的張美頭上扣半拉西瓜皮﹐騎著破自行車滿城瘋狂地奔跑著。她是某家政服務公司的小時工﹐與她在一起的還有許多北京下崗女工。她們一起奔波﹐一起干活﹐一起領錢﹐她們從沒有自卑﹐更沒有互相鄙視﹐因為她們都在靠自己的汗水吃飯﹐工作的愉悅與姐妹的互助快樂著每個人。

　　 跟著張美一齊干活的還有一位北京“待業”小伙子﹐他擁有當時流行的各種職業培訓証書───駕照､廚師証書､空調安裝照……但工作從不屬于他﹐因為每份工作干不了几天﹐他就覺得“不好玩”﹐直到遇到頭上扣著西瓜皮的張美﹐他欽佩地稱弱不禁風的她為“老師”───后來﹐他成了“老師”的丈夫。

1998年的大年三十是張美終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他第一次跟張美回到山東農村“相女婿”───朴實的父老鄉親接受了這個朴實的北京小伙兒。

　　 還是這一天﹐張美成了這個國家的“黑戶”。為了回北京辦理結婚手續﹐張美把戶口從村里遷了出來﹐她和丈夫的想法很簡單﹕嫁給了北京人﹐還可能回娘家生活嗎﹖﹗

　　“北京這邊說了﹐人嫁過來可以﹐戶口過來不可以。”之后不久﹐張美的身份証也過期了﹐于是她就徹底“黑”了。

　　 孩子要出生了﹐北京說﹐你媽在哪兒﹐哪兒管出生証﹔家鄉說﹐你媽嫁到哪兒﹐哪兒管辦証﹔全家為了一張紙片兒來回折騰著﹐但孩子等不急了﹐就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多了個沒有任何合法身份証明的“黑戶”。

　　張美和丈夫抱著新生兒來到北京居住地的派出所﹐“孩子的爺爺奶奶在北京﹐孩子的爸爸媽媽也在北京﹐孩子以后也不可能回農村了﹐為什么不給他上戶口﹖”

　　對方告訴他們﹐為了保証北京穩定有序的發展﹐必須限制外來人口。

　　“限制限制﹐孩子都生了﹐你們能限制了誰﹖”丈夫怒不可遏。

　　“工作是人干出來的﹐能干就是你的﹐干不了就不是你的﹗”張美說﹐“如果靠把別人趕走得到的﹐那么這份工作是可恥的。”

　　在我調查的几位有孩子的“外嫁京”中﹐所有的母親都有著張美一樣的“黑戶”歷程。戶口給她們制造著無數麻煩的同時﹐“黑戶”也給她們帶來令人哭笑不得的“自由”﹕因為沒有戶口﹐她們都不必再向家鄉政府繳納農業人頭稅了﹔因為沒有戶口﹐她們省去了每三個月回鄉辦一次婚育檢查的麻煩……

　　本次人口普查中﹐她們及她們的孩子戶口一欄均被填上了一個匪夷所思的詞﹕“待定”。

　　“居委會的人都知道我們的情況﹐沒人管我們﹐自由著呢﹗”張美半開玩笑地說﹐“如果我再生他十個八個孩子也沒人管﹗”

　　 然而全社會的人又似乎都在管。有了孩子﹐張美希望結合自己几年來的經驗找一份管理工作﹐但管理工作屬于“限制”行業。

　　 “這還不好辦﹐做一張假北京市身份証就行了﹐100元一張。”張美說﹐她住的那棟樓有四五個“外嫁京”辦了假身份証﹐現在工作得都挺好。

　　 “這不是違法嗎﹖”我很驚訝。

　　 “我們愿意違法嗎﹖”

　　 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實際上是打工妹對高質量生活的向往。中國1954年制定的憲法﹐曾規定了遷徙自由是每個公民基本的人身自由之一﹐它肯定了一個人只要他認為哪里可以獲得幸福﹐他就有權遷往哪里﹐在其有生之年可以不斷地尋找他認為幸福的地方。

當一個公民被局限於某處而不能發揮聰明才智的時候﹐這對社會是一種損失﹐對本人則是一種極大的痛苦。但以后的几部憲法則不再明文規定遷徙自由。一些大中城市的政府利用各種手段限制這種流動﹐不合時宜的政策被不斷地複制出來。1999年北京市確定就業工作的總體目標是將全市外來務工人員總量控制在95萬人以內﹐通過崗位置換﹐騰出7萬個就業崗位﹐用于安置北京市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同年12月1日北京市勞動局公布了《2000年本市允許和限制使用外地人員的行業､職業范圍》﹐明確103種職業將限制外來務工人員。

　　“戶口是什么﹖誰能告訴我它是個什么東西﹖”

　　劉玉的家鄉有句老話───“爬上田埂﹐高人一等”。1982年﹐當高考落榜的劉玉肩扛兩袋大米擠上開往北京的火車的時候﹐她怎么也不會想到﹐從此﹐她將為了自己及后代爭取一張能夠証明“爬上田埂”的紙而掙扎18年。

　　 “我在北京做了8年保姆﹐與一個北京小伙子相愛了﹐除了幸福﹐我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因為我沒有城市戶口﹐以后有了孩子怎么辦﹖再讓他回農村﹖聽說南方容易轉戶口﹐我就去了深圳。

　　“在街上奔波了17天﹐口袋里只剩下兩毛錢﹐我終于應聘到一家公司﹐于是我拼命地干活﹐盼著有一天能轉戶口。然而深圳只有兩條渠道可以進戶口﹐一種是從勞動局申請﹐必須是廣東省內的﹔還有一個從人事局申請﹐全國范圍內的﹐但必須是國家干部。我兩種情況都不屬于。有人告訴我可以先買一個廣東省內戶口﹐于是我就買了個廣東雞西戶口﹐那是個山區小鎮﹐在哪兒我都不知道﹐卻為此

　　 付出了13000塊錢﹐几乎傾家蕩產了。第二年﹐我又花了1萬元﹐終于把戶口轉到了深圳市。

　　“當時我已離家12年了﹐加上懷了孕﹐身心很疲憊﹐就回到北京。居委會找我要生育指標﹐否則罰款。我趕緊往深圳打電話﹐深圳說﹐要懷孕6個月后才給指標﹐而我當時才5個月……心里又急又害怕﹐結果孩子胎死腹中。

　　“我現在都在想﹐也許我的孩子為了不讓我為難﹐自己走了……戶口是什么﹖看不見摸不著﹐誰能告訴我它是個什么東西﹖”回首往事﹐劉玉淚流滿面﹕“我們并不是不喜歡農村﹐也不歧視農民的身份﹐但我不甘心忍受做農民被剝奪的地位。假如說農村與城市是平等的﹐我愿意回到農村﹐因為我并不留戀城市﹗”

　　 那次挫折之后﹐子宮內膜移位的劉玉吃了几年中藥才有了今天的女兒。而隨著女兒漸近上學年齡﹐劉玉又開始為戶口奔忙了。她找到附近一家學校﹐校長說﹕“你的孩子要想進我的校門﹐只有等有戶口的報名學生沒來上學﹐才能有空位﹐當然了﹐你還要交3萬元贊助費".

“女兒和小區的北京孩子一齊上幼兒園一齊長大﹐如果她不能和她們一起上學﹐我怎么和她解釋﹐孩子會怎么看我們這個社會﹖”

　　劉玉說。每一個“外嫁京”母親都面臨著和劉玉一樣的尷尬與擔憂。一位孩子從小就在北京借讀的“外嫁京”告訴我﹐雖然兒子每次考試都在班里名列前茅﹐卻從未得過“三好學生”﹐甚至比他明顯遜色的同學入了少先隊﹐也沒他的份兒﹐因為“三好學生”與“少先隊”也需要“戶口”﹔而來自貴州苗族的“外嫁京”阿秀妹的兒子曾經取得了朝陽區中考成績第一名﹐但沒有一所高中愿意接受他﹐因為他是個不在“考核指標”內的“借讀生”。

　　而更多的孩子連借讀的機會都沒有。據了解﹐目前我國約有720萬家庭遷徙﹐與之相伴而來的是200萬流動兒童﹐21世紀初則將超過400萬。他們普遍面臨著入學難的問題﹐僅北京13萬適齡流動兒童中﹐入學率僅為12.5%。

　　《教育法》規定﹐每個適齡兒童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權利。隨著城市生育高峰的回落﹐一方面是城市學校存在“吃不飽”現象﹐與此同時﹐大量的流動兒童卻無學可上。流動不能流出新文盲﹐問題出在哪兒﹖

　　輸入地教育部門﹕“義務教育的第一位責任在流出地政府﹐因為我國的教育經費是按戶籍人頭下撥的。”

　　輸出地教育部門﹕“流動人口給輸入地創造了大量財富﹐況且隨父母生活對孩子成長有利﹐第一位責任當然在輸入地。”

　　根源還在戶籍﹐而罪過卻要讓孩子來承擔﹗

　　雖然北京市確定就業工作的總體目標是將全市外來務工人員總量控制在95萬人以內﹐并將辦理就業証的總數控制在95萬份﹐但不爭的事實是﹐几年來北京的外來務工人員卻一直保持在260萬以上。這意味著在京務工人員中至少有100多萬人沒有就業証───“限制”性政策在無形中“制造”了大批“非法務工人員”───只不過大家都心照不宣罷了﹗而據說此次人口普查有關部門并沒有強行使人戶一致的規定﹐也是對人戶分離的一種默許。因為所謂的人戶分離的標准說法是指離開一個居住地到另一個居住地居住達半年時間以上卻未辦理戶口遷移。照此說法﹐全國1億多流動人口及多住所居民即使每半年時間就來回遷移一次戶口﹐恐怕也難保持人戶一致。顯而易見﹐隨著我國長期實行的“統包統配”的勞動就業制度及城市居民商品糧制度的取消﹐戶口越來越像“聾子的耳朵”﹐只剩下最后的也是最不公平的一個“撒手□”───對農村孩子平等受教育權的剝奪﹗

　　“除了歪門邪道﹐難道就沒有一條正道可以讓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爭取﹖”

1998年8月21日﹐新華社公布了國務院就戶口管理作出的四項新規定﹐其中首次提出了“嬰兒落戶隨父隨母自愿”原則及放寬“解決夫妻兩地分居問題”的戶口政策。這是否標志著40年鐵板一塊的戶籍政策將開始實行全面改革﹖

　　當欣喜萬分的劉玉前往戶籍管理部門咨詢時﹐卻兜頭一盆冷水﹕“誰說的﹖報紙電視有權管戶口嗎﹖”國務院的四項改革只是原則性方向﹐而它的落實卻需要當地的具體政策。

　　有人開始給劉玉出主意了﹐“花點錢到郊區找找關系﹐郊區死了人不需要馬上銷戶﹐把你的名字頂上”﹔“說你愛人得重病了﹐讓醫院開証明﹐你必須進京照顧”……而環顧左右﹐當年與自己一起出來的兩萬多名同鄉姐妹﹐只有1人將孩子的戶口落在了北京。

　　“她先與有北京戶口的丈夫離婚﹐然后把孩子判給丈夫。這還不行﹐因為北京市規定﹐夫妻離異后﹐必須有一方重新組建家庭三個月后﹐離異孩子的戶口才能進北京。于是她又讓妹妹和妹夫離婚﹐然后她再回家鄉與她的妹夫‘結婚’﹐等孩子戶口搞定了﹐她再與她的妹夫離婚﹐再和她的前夫複婚……”

　　“除了歪門邪道﹐難道就沒有一條正道可以讓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爭取﹖”劉玉喟然長嘆。

　　“北京市為解決‘外嫁京’的戶籍問題也出台了行之有效的政策。”一位戶籍管理官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該政策為﹕女方年滿45周歲且是農業戶口的﹐可以將戶口遷入北京。記者算了一下﹕如果按女性正常婚育年齡為23周歲測算﹐一位45周歲的“外嫁京”的子女年齡至少在20周歲───他(她)不僅已經失去了接受家庭､學校教育與就業的最佳時機﹐而且那時已是成年人的他(她)已經喪失了隨母遷戶的條件。

　　那位官員進一步向記者解釋該政策的“行之有效”性時說﹐“一旦放棄年齡條件﹐她們(打工妹)馬上就會以假結婚的方式向北京遷戶﹐這好比我們打開一條縫﹐蒼蠅立馬就會飛進來一樣。”

　　她們是“蒼蠅”﹖﹗

　　“打工17年﹐我還是不能擺脫農村來的打工妹的身份。我常常想﹐打工有出路嗎﹖我不知道打工是一個美夢還是噩夢﹗”劉玉說﹐“如果我們的犧牲能換來下一代的平等﹐我們愿意做一塊城市化道路上的鋪路石。”

　　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是短缺經濟和計划體制下的產物﹐為當時中國工農業的穩步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時過40年﹐中國已邁入了以人､財､物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為基本條件的市場經濟。目前﹐世界上以戶籍作為人口管理制度的國家只剩下為數很少的几個國家。大多數國家在人口管理上都遵循著自由遷徙的原則﹐公民在某一城市定居的決定條件只有兩個﹐一是視其有無自己的住房﹐二是有無正常穩定的收入。

　　我國的城市化還處于初級階段﹐甚至低于世界28個低收入國家的水平。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政府一再要求嚴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規模﹐而事實上人口還是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因。持續爆發的民工潮實際上是中國欠了几十年城市化歷史賬集中爆發的結果。中國社科院學者､農村勞動力流動調查課題組負責人庾德昌稱﹐計划生育政策導致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將是負增長﹐因此中國城市化必然依靠人口的機械增長﹐即依靠農村人口進城﹐成為城市居民。歷史上看﹐上海市1843年的人口是23萬﹐1865年增加到70萬﹐1895年接近100萬﹐1915年超過200萬﹐1949年達到546萬﹐其中80%以上是遷入人口及其后裔。

　　沒有人要求長期形成的“二元結構”在一夜間改變﹐沒有人否認中國複雜而依然不發達的國情現實。但複雜和艱難絕不能成為我們回避問題的理由﹐更不能成為我們延緩改革的借口。好消息畢竟在不斷傳來﹐最新的是﹕寧波市將徹底拆掉城鄉戶口門檻……

　　(注﹕應采訪對象要求﹐本文主人公全部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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